生物发电的“国能单县项目样本”

    “吃的是秸秆，吐出来的是电”——这是对生物发电“化废为宝”作用的形象描述。这个行业目前发展情况如何？发展过程中面临哪些问题？本报记者在深冬时节，来到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公司单县生物发电工程现场，对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生物质直燃发电示范项目进行了实地采访，并试图以其为样本分析我国生物发电行业的全景。

　　造福“三农”的绿色工程

　　到达项目厂区后，在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副总裁刘建国的引导下，记者首先来到了被称为“料场”的燃料堆积场。在料场入口处，记者看到十几辆满载树皮、玉米秸秆等农林废弃物的卡车，正依次等着过地秤、进料场。

　　占地面积10来亩的料场上，粉碎加工好的多种燃料已堆积如山，其中既有树皮、树叶、锯末等林业废弃物，又有玉米、小麦和棉花等农作物秸秆。

　　料场内几台推土机司机此时正忙得热火朝天，记者看到，这些“大家伙”先将掺配好的燃料推入存放燃料的料棚，再通过几组传送带将燃料输送到锅炉去燃烧发电。

　　在锅炉房内，记者看到了高达25米的锅炉。打开位于锅炉外侧的小观察窗，只见里面火光通红，火势甚旺。现场作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一个专门用来燃烧生物质材料发电的高温高压锅炉，其内部火焰温度高达800摄氏度。

　　据刘建国介绍，2006年国能开建单县项目时，这个锅炉技术引进自丹麦BWE公司，为了让外国设备适应当地燃料，他们曾吃了不少苦头。“经过不断研究和实践，我们在消化、吸收、改进的基础上，已完全实现对该技术的国产化。”刘建国自豪地表示。

　　别看这个项目装机容量只有30兆瓦，它为当地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却不可小觑。

　　根据单县项目提供的资料，该项目每年可消耗农林剩余物约30万吨，经过收集、加工、运输等环节，能为当地农民增加收入达到7000万元以上，创造1000多个就业岗位。这些对增加农民收入和解决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都具有积极意义。

　　在距离单县项目30公里的成武县汶上镇六楼村一个经纪人加工点，记者亲眼目睹了其给当地百姓带来的实惠。

　　李大妈和王继恩是附近村子的农村妇女，当时她俩正合作将自家的玉米秸秆收集好送过来卖。她们告诉记者，当天上午她俩已用电动三轮车送了6趟秸秆，一共卖了130元。年过六旬的李大妈开心地说，“今天卖的钱足够给孙子交学费了。”

　　由于中国特殊国情，耕地多由小规模农户经营，燃料分散分布，由此造成燃料收集工作的难度甚至大于生物发电技术问题。

　　针对这一情况，国能已探索出较为成熟的燃料收集模式：选择有经营意识、经济头脑且人缘好的当地人，作为面向分散农户收集燃料的经纪人。据介绍，通过这种方式，目前单县项目培养的经纪人队伍已达近200人，人年均可提供燃料1000多吨。

　　面临多重生存困境

　　相关部门在看到生物发电行业的良好效益后，出台了《关于完善农林生物质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等系列利好政策，但因部分政策执行不力，反而使以单县项目为代表的生物发电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公司总裁李明奎介绍说，由于目前生物发电项目由省级发改委审批（需经国家发改委备案），单县又位于四省八县交界处，在生物质发电标杆电价政策等相关政策的刺激推动下，看到生物发电好处的几个邻省纷纷上马生物质发电项目。“现在方圆150公里内，已经有7、8家生物发电厂，其中最近的生物发电厂离我们只有50公里，大家都争抢秸秆，秸秆资源又有限，直接导致其价格非理性地快速上涨。”李明奎无奈地表示。

　　李明奎还透露，有部分生物电厂机组是由小火电机组改造而成，这些冒牌生物电厂大部分时间烧煤或将农林废弃物燃料与煤掺烧，只有应付检查时才烧农林废弃物。“这些电厂经常哄抬燃料价格，进一步扰乱了燃料供应的市场秩序。”

　　事实上，国家发改委为避免电站布局不合理，在生物质发电科学规划方面也做了规定。如2010年下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管理的通知》明确规定：原则上，生物质发电厂应布置在粮食主产区秸秆丰富的地区，且每个县或100公里半径范围内不得重复布置生物质发电厂。但受相关产业政策的激励，部分省份在实施过程中并未切实执行。

　　刘建国为记者算了笔账：单县项目2011年农林废弃物燃料收集价格，较2010年同期每吨上涨50元左右。“由于燃料价格上涨的同时，上网销售电价固定，致使电厂利润空间一点点被吞食，如今毛利率仅为7%—8%，燃料成本则已上升到总成本的7成以上，项目盈利难度正在逐年加大。”刘建国担忧，如果燃料成本价格一直上涨，电价却保持不变，生物发电行业将遭遇致命打击。

　　据悉，2009年公布的《关于以农林剩余物为原料的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规定，对农作物秸秆等4类农林剩余物为原料自产的综合利用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办法。“但是这一优惠政策的退税工作实施起来，程序复杂，时间周期长，达不到即征即退效果。”国能单县电厂财务负责人表示。

　　国能河南省浚县项目负责人也向记者诉苦说，“我们项目已有300多万的应退税款没有退还。这些钱对大企业也许不算多，但对我们来说，可能会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有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此外，在燃料运输方面，单县项目也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难题。有运输燃料的司机向记者反映，其车辆在运输过程中，往往会因车辆改装而被交通部门罚款。

　　行业准入门槛亟待提高

　　面对前述以国能单县项目为代表的生物发电企业所面临的诸多发展难题，国能管理者们提出了应对之策。

　　在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公司董事长蒋大龙看来，一个行业在其发展初期，可以允许多家企业进入，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但当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须要通过提高准入门槛来规范行业发展。

　　“生物发电行业发展到现在，已经出现无序竞争的局面，亟待国家相关部门提高准入标准，重点支持那些装机容量大、资金实力雄厚和技术先进的龙头企业的发展。”蒋大龙坦言，这样才能少走弯路，并实现其健康、良性和可持续发展。

　　对此观点，李明奎亦表示认同。他同时指出，相关部门应根据行业标准切实加强监管职能。“如对那些将小火电机组改造生物发电机组的项目，相关部门应该严格监察其原材料出纳台账，避免它们通过做假账方式骗取国家对生物发电给予的高额电价补贴。”李明奎表示。

　　谈及支持龙头企业发展的具体措施，蒋大龙认为，国家可以在项目布点核准、优惠政策落实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出台支持业内龙头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

　　蒋大龙建议，在当前国内银根紧缩的情况下，金融信贷部门有必要对因资金短缺而生死攸关的生物发电企业进行优先支持，如贷款按照基准利率执行，或享受贷款贴息等优惠政策。“我们对老百姓支付的燃料款项都是现金结算，如果发电项目不能维持顺畅现金流动的话，便难以达到通过发展生物发电行业来支持‘三农’的目的。”蒋大龙说。

　　关于目前执行的0.75元/度标杆电价政策，蒋大龙认为，在目前利息率上调、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的情况下，这个电价水平对行业盈利性而言并不理想。他认为，“与火电类似，生物发电的经营成本会持续增加，因此生物发电标杆电价水平也应随之不断提高。”

　　针对增值税即征即退执行程序复杂、难度大的问题，国能单县项目财务负责人建议，相关部门应实行增值税免征政策，为企业资金周转提供便利。

　　对于燃料运输车常遇到的被罚款问题，李明奎表示，燃料以农林废弃物为主，因此应参照农产品运输方面的支持政策，为运输燃料的车辆开辟“绿色通道”，这样方能充分调动司机的积极性，保障生物电厂燃料的足量稳定供应。